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予的。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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