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学》重修身，那《中庸》则更重养性。

    第七天开始，方运作《孟子新注》。

    四书之中，《大学》千余字，《中庸》三千余字，《论语》一万三千余字，而《孟子》则有三万四千余字。

    和《论语》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纷杂，也更加激进。

    孟子是幸运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儒家的力量远远大于孔子所处的时代，他得到的待遇也远远好于当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战国时期远比春秋时期纷乱，除了儒家，还有各家力量趁势而起。

    《论语》之中，主要是孔子与弟子交流之言，虽与王公交谈，诸如鲁哀公、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等等，但内容也并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如鲁平公、齐宣王、滕文公等，《孟子》开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这在《论语》中是少见的。

    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说明一件事，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欲望更加强烈，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开始专心教书育人。

    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也谈政事，但非常节制，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虽然谈政事，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他也周游列国，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

    一个传播，一个推销，自然有所不同。

    在写《孟子新注》时，方运的态度和写《论语新注》不同。

    在写《论语新注》的时候，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在写《孟子新注》的到时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方运则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运大加称赞，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方运大都一笔带过，不会肯定，但也不会否定，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

    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方运则微笑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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