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一旦鲤鱼跃龙门，故而深知到手权利得来不易，所以为了不失权利，其肮脏手段反而比之世家更龌蹉，对上何止阿谀二字，对下则更变本加厉。

    所以说这帮寒门出身的胥吏在大汉朝的名声是坏到了骨子里，可刘澜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人之道德品行，绝非像儒家那般通过教化言谈去让人自觉遵守，就好比交通规则，摆个红绿灯让人自觉遵守可能吗？

    所以还是要用律法甚至是惩罚来加以遏制，当他们知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才是最好的遏制办法，也才是关键，至于他们是否钻营刘澜可不管，刘澜看重的是他们的才能，而这些能将大小政事条理清明的胥吏无疑个个都是能吏，所以只要加强管理，那么他们就必然能够做出成绩，比之那些所谓饱读诗书，靠文章知天下的读书人强了太多。

    不是刘澜看不上读书人，不是刘澜不愿得士子心，更不是他们没有治好天下之心，实在是儒家学说熏陶之下力有不逮，这一点法家就不一样了，甚至是儒法兼有的古文学派或者是饱含古今的郑学，至于董仲舒和他的今文学派，其存在就太功利，就是为了讨好帝王，试问这样的学术，为了满足帝王可以歪曲经义，为了推行天子之政而费尽心思的牵强附会，这样的儒生岂能治好国家？

    最典型的就是四世五公的袁家，靠的就是用易经来附会天子之政，为天子颁下的法令，不管好坏寻求到合法性，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不受帝王重视，可这样世受皇恩，却又是头一个起来称帝反对他们的‘主人’，这是何等的功力？这又岂不是违背儒家君臣父子之教导？

    不过这很儒家，绝对不奇怪，一点也不奇怪。

    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我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自东汉以降，从最初的边疆夷化到五胡乱华被他族同化再到更以后被征服者而同化。

    很简单，就看我国传承最老的两大家族，一个曲阜孔家一个龙虎张家，后者脱胎于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其实刘澜对这样的学说向来嗤之以鼻，但不管是道还是佛，其存在却又是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毕竟唐、虞、三代之圣哲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之说的宗教性质，并不能满足于人心。

    人需要的是什么心灵的寄托与依靠还有贪婪，所以汉代仍专重人鬼的祭祀并无法满足百姓心中所求，而宗教家荒诞之说却满足了百姓心中所需，符合帝王治下。

    而儒家更是如此，而其丑态，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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