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兴盛，主流思想在今古，如今为郑氏学，而在荆州，向来讲格物致知的庞德公为当世儒学带来了一股清流。

    其实格物致知四字最早见于先秦经典《礼记·大学》，是该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话在儒家学子来讲是家喻户晓的，更是对古代学子有着重要影响，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而‘格’、‘物’在古时候有着很广泛的用法，尤其是这一段话，孔子本人并未做解释，而孔门弟子对格物致知的含义亦未阐发，这就导致后人在理解格物致知含义时出现很多歧义，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了合乎己意的解释，而这就间接使得格物致知四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

    就好比今文学者讲格物，古文学者也将格物，而郑玄大家也注释说格物，只不过它们这些对格物的理解，远远无法与庞德公相提并论，就拿郑大家对格物致知的注解来说，他认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这一注解在刘澜看来有两点不可取：其一，它缩小了“知”的范围，认为“知”仅限于“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可这在《大学》中，是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其二，它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因果关系，认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

    可这些人的格物致知，说白了其实都是离物而空洞地穷理，是刘澜所不能认同的，而反观庞德公，对于格物则要求学子要亲自动手，实地去做，以物穷理，此方才是格物致知之正理。

    刚才席前还在讨论着诸葛昨日的耕者有其田，可不知怎地就说到了格物致知，而从在场几人的反应来看，最先引出话题的可能就是郑玄的高徒，至于叫什么还不清楚，可是只是三言两语，就被荆州书院的学子反驳了下去，没有了之前盛气凌人的气焰。

    而这学子也是输人不输阵，虽然被孟公威几人反驳的哑口无言，可还是忍不住出言讽刺一句，看似是挽回颜面，实在是输人又输阵，孟公威、石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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