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政策，是行十五税一之法，即汉朝从百姓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税才正式规定为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就算是恒帝灵帝也未改变，作为后来人的刘澜当时其实很想对郑玄说，终两汉三十税一之田税都没有改变，但却是在其它方面巧取豪夺罢了，就比如计亩钱。

    但其实这样的田租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极大的偏差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朝庭或者说所有封建王朝都只是把自耕农当做主要的税源，而根本就不会去在乎百姓真正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税一也好，三十税一也罢，哪怕是一百税一，对自耕农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可对于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农却起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佃农是不会与氏族大庄园主签订卖身契，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佃农者也越来越多，富裕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自然又成为了被盘剥的一族，你愿意缴纳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们才答应把田地租种给你，而这些也是刘澜在徐州土改的时候才注意到的，而当时他还记得郑玄的一些话，百宝箱并没有被氏族强迫，大多数的佃农还通过租种土地变成了中农甚至是富农。

    但这些景象却是他当年游历天下事的景象，而黄巾之乱后，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有，但刘澜当然不相信这些年郑玄一直是瞎子聋子，看不到听不着，而他之所以会对自己说这番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的人口锐减之后，拥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庄主们根本就找不到劳动力和佃农，所以他当时的建议显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县的建议。

    但身为后来人的刘澜有他自己的想法，税制必须要改革，人头税以及三十税一这样按百姓收入的税制被取消，改为按耕地计税，这就等于刘澜手中的刀向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农不再是主要的税源。

    在当时刘澜必然是无法知晓这座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毕竟这是以前没人敢做，或许以后也没人会做的事情，比之王莽还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这样做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作对了还是做错了，也许眼下会被人唾骂，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后是骂声大还是赞声多，那还真不好说。

    当然这种税地也不可能是万全之法，也是有一定漏洞被钻的，比如田地有膏腴和贫瘠之分，而所产粮食又有区别，一般贫瘠土地一亩最低能有三石粮食的收入，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却可以达到十石，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在耕种几年之后，肥力下降，需要闲置起来进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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