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初废校前最后一届,69年勉强结业。刚踏上工作的时候,我眼里并没有男生,只是一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情,那个年代,年轻大学生都这么狂热的。
工作两年后,我23岁时,赶上跟美国刚刚接触,后来还有好多跟着美国人一起来的国家,要接触。部里给了大家很多接待任务,我是全心全意一头扎进去,外国人要我陪喝酒,不管多少都会喝,跳舞,导游,什么都肯干。
只可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太拼了,最后有次喝多了,被一个外国人……玷污了。当时自杀的念头都动过,觉得此生无望。结果一年后他却冒出来,说知道我的人品,不嫌弃这些,我很感动,就在一起了。
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上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上的小错误,一般77年就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上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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