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厂子我好歹也听说过，厂长不是朱大标么？换人啦？”

    “我是供销科长。”宗卿厚惭愧地说。

    董国明一副已经脑补出真相的高深样儿：“我懂了，朱大标是舍不得卖他那张老脸，又不敢无视市办袁主任的文件，所以让你过来捧捧人场。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嘛，有实力的厂子肯响应的太多了。不过，你肯代厂长丢人，回去他也会记你的好。”

    这话已经有些过于敞亮和羞辱了，但也可以看出一所小学的校办工厂确实有多不受人待见，人家压根儿不需要照顾你的情绪，你弱得毫无被利用的价值，懒得跟你虚与委蛇。

    1982年的中国，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在79年开始的“个体户”和“乡镇/社队企业”之外，在城市里涌现出那么多响应国家号召而成立的“全民办”集体企业。

    说到底，这就是学习农村的“乡镇企业”成功经验，想在城市里也套用一下。一开始，只是国有企业可以在编制之外再弄一个“全民办”。

    然后看效果不错，就蔓延到了事业单位都能搞“全民办”，最弱鸡的，就是那种小学、社区医院之类本身都弱不禁风的小单位，都搞自己的厂子。

    这些全民办集体企业，和国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也没有原材料划拨指标。你可以借用厂里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来料和销路全部自己解决，比较灵活，基本上是市场上缺啥你就能造啥。

    84年之前，这些“全民办”的产品销路一度还比部分按计划生产的国有企业更好些，因为当时社会上什么物资都匮乏，你不管造什么总有人要。不过85年之后，这种粗放的乱拍板型生产就出现结构性过剩了。

    宗卿厚早已习惯了这种歧视，他也无所谓。

    他是吃过很多苦的人，刚刚中学毕业就赶上了十年不可描述，去江对岸的会稽下乡了整整十几年，79年放松知青回城的顶替政策后，他才得以回到故乡。

    为了回故乡，他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哪怕从小学校办厂里最丢人的推销员做起都行。三年下来，他因为销售业绩好，爬到了供销科长的位置上，脸皮早已刀枪不入，怎么会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心生波澜呢。

    朱厂长让他来丢人，他却要涨涨见识。

    ……

    “介绍一下你们的单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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