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中的核弹，是二机部专管，跟我们没关系。导弹本身的制造，有兵器工业部，所以咱一机部就剩下给弹道导弹做配套。

    那时候国家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所有核导弹都靠地下发射井。核战备的地下基地，就要配备战时的制氧设备。国家要求上六万方级别的大制氧，但当时国内只能造到三万方级的。

    咱现在的局长，十年前还是热工所所长，就带我一起去钱氧，连考察带找外援带攻关，住了好久。最后还是邵工有办法，不愧也是交大的高材生，搞热工机就是有一手！几个月都没怎么睡觉，硬是把六万方的图纸整出来了——这种为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怎么能……”

    包处长叹息了几声，已经说不下去了。

    他的例子，顾骜大致上能听懂。

    大制氧设备这玩意儿，就跟一般工业文上看到的大化工案例差不多道理——40万吨大乙烯肯定是比20万吨的要产率高、单位能耗低；80万吨大乙烯又比40万吨牛。

    分离空气的设备，也是6万方制氧机单位产出的耗电量远低于3万方；12万方、15万方进一步牛逼。

    而在冷战时期，备战核大战时，为了确保地下核基地存活能力，配套大制氧是必须的。

    因为水和食物容易战略储备，而氧气不可能全部靠钢瓶灌装储备，那完全是杯水车薪。一旦地表大气被核打击污染了，没有大制氧设备的地下基地根本撑不住。

    （当时的地下核战基地都有配小型反应堆发电，靠核电驱动大型制氧机，理论上可以撑很久。当然实战时有多大效果就没人知道了，因为没发生过核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顾骜父亲所在的厂子，以及邵科长本人，在十年不可描述期间，一直撑过了前七八年，都没怎么被运动波及——当时跟苏联人在珍宝岛打仗，与核威慑力量稍微沾点边的工业单位，是没人敢去骚扰的。

    只可惜，到两弹一星结项后三四年，跟美国也建交了，国内各个核弹井基地的制氧机订单也供货得差不多了，外部威胁大减，邵科长才终于没能免难。

    不过这个例子，也给顾骜暂时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管国家政策怎么变，一般来说，一个参加过一号工程的技术人员，只要有贡献，哪怕激进一点，至少能保他完工后三四年内没事。

    （氢弹成功后前三四年，两弹元勋邓院士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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